要了解俄国的监狱、法庭和警察是怎么回事，就得去当农民，当仆人，当工匠或小市民。政治犯多数属于贵族，他们会遭到严格的监禁，野蛮的惩罚，但他们的命运还是不能与胡子拉碴的穷光蛋相比。对那些人，警察是从不客气的。农夫或工匠事后能向谁申诉，能上哪儿寻找正义呢？
俄国法院和俄国警察的无法无天、残暴、专横和腐败，真是一言难尽，以致老百姓进了法院，怕的不是依法惩办，而是审讯过程。他但愿快点给送往西伯利亚——惩罚开始之时也就是折磨告终之日。我们至今不会忘记，警察逮捕的嫌疑犯中，四分之三在审问后释放了，但他们与有罪的人一样受尽了严刑拷打。
彼得三世撤消了拷问室和秘密侦讯处，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除了刑讯，亚历山大一世再度废除了它。沙皇一再下令要“废除”刑讯，而这也恰恰说明了刑讯实际上始终没有停止过。在整个俄罗斯，从白令海峡到塔乌洛根，人们在受刑。不便用树条鞭打的地方，就用无法忍受的酷热，用干渴和多盐的食物代替拷问。
莫斯科警察在零下十几度的气候中，强迫受审者赤脚站在铁板上，把人折腾得奄奄一息，死在医院中。当时梅谢尔斯基公爵主管着医院工作，这件事便是他在愤怒中透露的。长官们知道这一切，总督们掩盖这一切，大权在握的最高法院容忍这一切，大臣们默认这一切。皇帝和教会，地主和警官，大家都赞同谢利凡的意见——为什么不鞭打农民，农民有时候是需要鞭打的！
——亚历山大·赫尔岑《往事与回忆》
如果您在莫斯科的大街上随便揪住一个曾经进过警察局的流氓地痞，他们肯定会向您大倒进班房的苦水。
大冬天不让穿鞋，不老实招供就在大冬天把你剥的只剩一件单衣，让你在雪地里罚站。
日常的饭食也故意不让你吃上一口热乎的，非得把饭菜晾的冰凉以后，再抓起一把脏雪盖在上面再端给你。
就连睡觉也不让你睡得踏实，你刚刚眯上眼睛，便会有人一巴掌把你拍醒。
寻常小老百姓的愿望都是好好的活着，但是只要您进了局子，好了，那您就可以把愿望换成痛痛快快的死了。
相较于普通老百姓，贵族之子赫尔岑的待遇明显就要好上不少了。
不止没人来剥他的衣裳，由于警署里没有专门关押他的屋子，警察局长还特意命令，让他今晚就睡在局长办公室里。
宪兵把赫尔岑押到警署后，局长亲自把他领到办公室。
末了，局长米勒上校便朝安乐椅上一坐，一边直打哈欠，一边叨咕：“这鬼差使，从下午三点钟起就到处跑，然后又跟您在这儿磨了半天——现在恐怕都半夜十一二点了吧，明天九点还得向上头汇报……”
局长坐着与赫尔岑聊了会天，说声“再见”，便走了。
守夜的军士锁门前，还不忘嘱咐赫尔岑说：“如果有事，可以在门上敲几下。”
局长走了之后，办公室里立马冷清了下来，周围静悄悄的，半点声音都没有。
赫尔岑盯着窗外的星空，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
说是害怕嘛，可能确实有一点，但是害怕的成分并不算特别多，因为害怕的情绪已经过去了，现在他的心底更多是一种愧疚为主的感情。
他很惦记家里的母亲，今天傍晚宪兵闯进家门的时候，那个正在小憩的可怜德意志小女人被惊慌的仆人叫醒，旋即从卧室冲了出来，想要看看儿子。
但她却在客厅与大厅之间的门口被一个哥萨克拦住了，她恐惧的叫了一声，引来了警察局长米勒上校的注意。米勒上校呵斥了哥萨克，还向他的母亲表达了歉意，但是看见儿子被宪兵包围的母亲已经止不住她的啼泣了。
看到母亲哭泣，赫尔岑的鼻头有些酸，但是他不愿意流泪，因为他不想让警察和宪兵们看见后暗自得意。
但是他担心自己憋不了太久，于是便主动扯了扯局长的衣袖，故作坦然的开口说：“我们走吧。”
临行前，母亲拿来了一枚受洗约翰的圣像挂在了赫尔岑的脖子上，赫尔岑双膝跪地接受了母亲的祝福。
走出家门前，他还扭头看了他的好妈妈一眼，那位不再年轻的德意志女人已经几近昏厥。
赫尔岑的手里握着小小的圣像，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他望了眼身边的枕头和被子，那是管家不久前送来的。
可是这种时候，他哪里睡得着？
从前他都是从别人的嘴里听到流放这个词儿，但是自己距离这个单词这么近，他还是头一遭。
他曾经梦见过流放，说实在的，这虽然算是噩梦，但是赫尔岑并不觉得这比梦见大学考试糟糕多少。
但是他有点受不了父母知道他被流放后的场景。
他的父亲是个人物，虽然那个坏脾气的倔老头这辈子军衔最高也就到上尉，但是他是见过大场面，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所以，赫尔岑并不是很担心父亲的反应。
但是，他的母亲，这个苦命的女人，当初她生养赫尔岑的时候便赶上了1812年的卫国战争。在父亲去彼得堡送信期间，这个十七岁的小姑娘被安排寄居在了雅罗斯拉夫尔乡下的小村子里。
母子俩就住在熏黑的小农舍里，周围尽是这些胡子拉碴的“半野蛮”人，他们穿着光板儿老皮袄，讲着她一句不懂的语言，而这一切又是在1812年可怕的冬季11月间。唯一留在她身边的听差在这期间也不幸病死了，所以她只得日夜啼哭。
但是好在这些“野蛮人”衷心地怜悯母子俩，怀着最纯朴的感情亲切地对待她，村长还几次派儿子进城，为她采购葡萄干、蜜糖饼干、苹果和小圆面包。
不过好在那段日子过去了，时至今日，那位好心的大胡子村长偶尔还会来莫斯科，他的长相还是那么粗犷，只不过胡子变白了，脑袋也变秃了。
每次他到莫斯科，赫尔岑的母亲总要招待他喝茶，和老头子聊起当年的趣事：她当年是怎样的怕他，他们是怎样的互相不了解。
老头子也还像当年一样，按照俄语发音管赫尔岑的母亲叫尤莉莎·伊万诺夫娜，而不是按照德语习惯叫她路易莎。如果赫尔岑在旁边，他肯定还要拿这个当年一直要往他大胡子里钻的小婴儿开玩笑。
一切都过去之后，当年的苦日子也可以变成美好的回忆了。
赫尔岑一直觉得与村长这样朴实的庄稼汉要远比与莫斯科那群自诩上流的贵族们更值得做朋友。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与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们交朋友，或许是因为他私生子的身份，他感觉自己并不像是一个贵族，从贵族那里他感受到的更多是冷漠的感情。
反倒是从那群被贵族瞧不起的仆役和农民那里，他感受到了真挚的感情。
他喜欢看她的两个保姆织袜子和彼此挖苦揶揄，而他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则是伯父的听差——德意志人卡洛。
卡洛在俄国没有亲人，也讲不好俄语，为人还特别害羞腼腆。
但不幸的是，附近会讲德语的除了贵族以外，就只有赫尔岑的德意志保姆普罗沃太太了。
唉，可怜的卡洛，世上恐怕很难找到比他更和善、更亲切、更随和的人了，他可以纵容淘气的小鬼把他的住处搅得一团糟，容忍这个淘气包一连纠缠他几个小时，但他可没有胆子去和女人搭话。
而赫尔岑看书的习惯，也正是由卡洛培养的，每每到了晚上，他便从藏书室带一些图画书上楼，拿给赫尔岑看，赫尔岑看不懂的地方，他便给赫尔岑耐心的解释，有时候甚至能对着几幅画翻来覆去的讲上一两个小时。
赫尔岑一想到这儿，只觉得胸口堵得慌。
如果他是像卡洛那样孑然一身的人物，那流放就流放吧，有什么大不了的。
纵然死在高加索、死在西伯利亚，他也不能叫积雪压弯了他的腰。
但是，如此一来，他可怜的母亲，带他读书的卡洛，替他穿衣服、安排他睡觉、给他洗澡的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带他散步、教他讲德语的普罗沃太太，他们都会伤心的吧？
赫尔岑难免又想起了小时候两个保姆织毛衣的时候念叨的闲话。
普罗沃太太常常说：“真的，我要是太太的话，干脆一走了事，回斯图加特。夫妻俩老是闹意气，争争吵吵，厌烦死了，有什么乐趣？”
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接道：“话是这么说，可被这个缚住了手脚呢。”
她用织袜针指了指赫尔岑：“要是带走吧，上哪儿去呢？以后怎么办？丢他一个人在这儿吧，这个家又这副样子，旁人看了也不免心酸呢！”
唉……
好消息是，母亲现在不用担心我了。
坏消息是，带走估计是带不走了，丢我在莫斯科也不需要。至于上哪儿去嘛？去高加索，或者上西伯利亚！
当然，这两个地方肯定是比不上母亲的老家斯图加特的。
赫尔岑一想到这儿，就恨不能给自己来上一个嘴巴。
我怎么就能让宪兵给抓了呢？
如果我没有……
赫尔岑想到这儿，思维忽然停滞了一下，他喃喃自语道：“话说，我是因为什么被抓的来着？”
他挠了挠头，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这时候，他才陡然发现，自己貌似和奥加辽夫一样，连个逮捕原因都没有。
赫尔岑把目光抛向了大桌子小山似的公文和墙旮旯小桌子上堆的案卷，不客气的一屁股坐在局长的安乐椅上，点起桌上的小油灯开始逐卷翻阅了起来。
或许是因为没什么乐子可找，又或者是由于他突然觉醒了与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一样的变态趣味，因此即便是枯燥无味的治安档案和警察条例，赫尔岑也能看的津津有味。
看了一会儿，赫尔岑感觉有些渴了，于是便敲门找门口的军士要了一杯水。
他就这么喝一口水，看一部卷宗，整整看了好几个钟头。
直到天边泛起了鱼肚白，赫尔岑忽然听见有人在轻轻的敲窗户。
“少爷，少爷……”
赫尔岑抬头望去，窗外立着几个熟悉的面孔。
那是他家里的一个老马夫，还有卡洛和他的保姆。
几个人的眼里都噙着泪花，嘴里念叨着各种关心的话。
门外的军士听见动静，赶忙进门察看，他发现这情况，顿时慌了神，于是粗声粗气吆喝着，要把这群人赶走。
他们不敢停留，于是便退到了马路的另一头，赫尔岑隔着窗户看见老马夫和卡洛都摘下了帽子一个劲儿地朝他鞠躬。
至于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和普罗沃太太，两个女人止不住的抹眼泪儿，她们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竟然要遭受这样的不公。那是多棒的一个小伙子啊！打小就聪明、机灵、温柔、善良，就算不走他父亲的关系，也能考得上莫斯科大学，平时写得一手叫她们看不懂的高深文章。
她们还记得这淘气包小时候夸下的海口，说要当上将军，当上参政官，给她们一人送一个大房子。
这样的好孩子，怎么就能让天杀的警察和宪兵捉了去呢？
赫尔岑在警察局待了一整夜都没流泪，但是他现在却不知不觉的红了眼眶，泪如泉涌。
他抬起袖子抹眼泪，但是无论怎么擦，他的眼眶里却总是有泪水打转。
他扭过头故意不去看，只是朝他们摆手，示意他们回去吧。
眼看着军士从警察局里走出来了，原本还想多留一会儿的车夫只得把马抽了一鞭，摘下帽子，揉揉眼睛，招呼所有人上车，马车终于驶走了。
在他们看不见的街角，黑色的高礼帽下，横着一根冒烟的烟斗。
亚瑟今天本来是只是想来顺道看望一下这位年轻朋友的，没想到却正好撞见了这番情景。
望着眼前的场景，纵然是铁打的心脏，总归也挺不是滋味儿的。
虽说这事儿和他关系不大，甚至他原本还计划鼓动这帮小伙子制造事端害他们被流放高加索。
这些事情放在嘴上说说，总是轻飘飘的。
可是真要落在哪一个人的身上，目睹了这些年轻人家庭的破裂，又有几个人真正狠得下心呢？
所以说，想做大人物，就必须得远离基层事务，因为看不见也就可以当做没发生。
但换句话说，看见了再想视而不见，亚瑟暂时还没有这么狠的心。
在眼下这种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迫害年轻人的需求了。
换而言之，他的手段可以灵活一点，本着良心做点事。
他眯着眼望向周围的街道，大清早的，各种还没睡醒的办事员便已经打着哈欠活跃在了莫斯科的街道上。
警察局重新开门，莫斯科的市民们也争争吵吵来告状了。
正当亚瑟打算离开时，他忽然听见马路对面爆发了一阵激烈的吵嚷声。
裹着貂皮领子的妇人正挥舞孔雀毛扇子，脂粉簌簌落在警长沾满伏特加酒渍的制服前襟上。
“那个挨千刀的伊万·彼得罗维奇！”妇人抹着口红的嘴里喷着白气：“您敢相信吗？他当着二十多个醉鬼的面骂我是老鸨养的野鸡！”
她涂着蔻丹的指甲几乎戳到警长脸上：“您听听这像话吗？我那儿可是有正经营业执照的！”
“玛尔法·瓦西里耶夫娜。”警长用钢笔尖剔着指甲缝里的油垢：“你上个月拖欠的治安管理费还没交呢……”
话音未落，鼓鼓囊囊的麂皮钱袋已砸在橡木桌上。
紧接着，老板娘又从胸衣里抽出张泛黄的票据，浓郁的麝香味熏得警长直打喷嚏：“这是三年前他赊的二十卢布酒账！利息按每月五分利算……”
“放屁！”酒店老板突然暴起，腰间别的短刀都哐当掉在了地上：“明明是你要我免费供应妓院的葡萄酒！”
他扯开衣领露出脖颈处的抓痕：“看看！这就是你养的波兰婊子干的好事！”
末了，他还不忘低声下气的向警长请求道：“您看我这脖子，您可千万不能信了这婊子的瞎话，您知道的，干她们那行的，嘴里哪儿有一句真话啊？”